李聪甫

李聪甫，名明、号老聪，幼称凤池。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者的家庭。他自幼聪颖好学，但由于家贫只读5年私塾，1年小学就辍学了。

1918年，年仅13岁的李聪甫，只身来到江西省九江市，进中药铺学徒。在“赵恒兴中药店”，得店主允许，工余可以读医药书籍。李聪甫白天在碾药槽上干活，深夜上门板后，便在铺台上看书。这样持之以恒，3年便自学完《药性赋》 、 《本草备要》 、 《汤头歌诀》 、 《医方集解》 、 《濒湖脉学》 、 《诊家正眼》 、 《素灵类纂》 、《医宗必读》和《医门法律》等书。

为了更能步入医林，谒师求教，1922年，李聪甫结束了3年学徒、1年帮工的生活，回到故里黄梅，随县城四代祖传名医石椿山学医。双方商定，教无学奉，帮工无薪。头一年授读《伤寒论浅注》 ，参阅《伤寒来苏集》 、 《伤寒尚论篇》和《金匮心典》等，第二年随师侍诊，第三年即能独立应诊。

1925年，李聪甫在黄梅县“福生祥药号”坐堂行医。当时，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。李聪甫目睹哀鸿遍野，生灵涂炭，却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拯救中国而发出的呐喊，他写下了“尘世几无干净土，传来天外一声钟”的诗句，并曾以医生身份作掩护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。

1930年，安徽军阀方振武反蒋败退，溃兵劫掠，城空如洗，黄梅不宁。为避战祸，李聪甫孑然一身转至九江悬壶。他曾为一绸店经理梅贤林先生的同事诊治噤口痢（中毒性痢疾），其病危重在急，九江良医请遍，无济于事，准备料理后事，经李聪甫试诊遣方，服用几付即有转机，此后医名渐振。

1937年，芦沟桥事变发生，次年九江沦陷。李聪甫携妻挈子，辗转迁徙于湘潭、湘乡、新化、溆浦、沅陵等地。1940年他将自己的经验著成《麻疹专论》一书，复印成册，在湘西南麻疹流行地区救活了不少婴孩。抗战胜利后，李聪甫在长沙定居。为了维护和促进中医药的事业，这一时期他写下了《国医节的感想和展望》、《庆祝国医节的感言》（载1946、1947年《中央日报》）等文章。慷慨陈词，批判废止中医的荒谬主张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1950年，某些人又倒行逆施，李聪甫奋笔写下《对余岩《中医问题处理草案》的批判》一书，刊行于世，捍卫中医事业。

1956年，李聪甫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《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》的制定工作，并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1957年以来，李聪甫就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和专业人才培养，撰写了《中医研究工作之我见》、《中西医结合创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之我见》、《中医应按自身的规律发展》等多篇文章，在国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自参加国家工作以来，李聪甫先后担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，第一、二、五届湖南省人大代表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长沙市政协副主席，第二、五、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务委员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，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，湖南省中医学会会长、名誉会长， 《湖南中医杂志》名誉主编等。1988年4月，83岁高龄的李聪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长期以来，李聪甫紧密结合临床实践，潜心于《内经》和《脾胃论》的研究，提出了以形神学说为指导、脾胃学说为枢纽的整体论。

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李聪甫在实践中对这一学说的认识不断深化。他认为，这一学说反映到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上，则可归结为形神的合一，人体生命活动依赖于形神的对立和统一。形，是形体的概括，属阴；神，是功能的表现，属阳。“形者神之体，神者形之用”。神是形体的主导。若形神失调，则疾病生矣。治法上要使“脏腑以调，经络以通，营卫以和，气血以流”，促使机体内外整体活动调节恢复平衡。而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，实已寓于其中。故“形神”是人类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，贯串于脏腑、经络、营卫、气血各方面新陈代谢的发生、发展和变化之中，是维持和推动生命活动的源泉和动力。因此，他强调，形神学说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。

李聪甫在深入研究李东垣《脾胃论》时，亦贯穿了形神合一论说。他提出，形神合一所形成的整体机能活动，是以脾胃元气的升降为枢纽的。他认为“人之以受气者谷也，谷之所注者胃也。”虽然脾胃同是“后天之本”、“仓廪之官”，而主体在胃。胃气旺盛与否，决定脾气的盛衰、宗气的强弱和营卫运行的畅阻。其与四脏相关的整体生理功能的关系是：脾为太阴之脏，恶湿喜燥，燥则脾的清阳之气上升以煦心肺，心肺和煦，则下济肝肾；胃属阳明之腑，恶燥喜润，润则胃的浊阴之气下降以濡肝肾，肝肾濡润，则上滋心肺。如此，则形成以胃纳脾运为中心的五脏生理动态相对平衡，进而联系六腑、经络、营卫、气血等功能，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。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，通过数十年临床实践，李聪甫总结出调理脾胃、协和脏腑、疏通经络、流畅气血、保存津液等治疗大法，并据此精心主撰了《〈脾胃论〉注释》一书，进一步阐发了东垣理论，并有不少创新性的见解，引起同道的广泛兴趣和重视。

李聪甫在长期的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工作中，自砺不已，学验俱丰。先后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，出版专著10部，计250余万字。代表著作有《麻疹专论》 、 《中医生理学之研究》 、 《李聪甫医案》 、 《李聪甫医论》 ，主撰《〈脾胃论〉注释》，合著《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》 ，主编《传统老年医学》 ，并有日文翻译出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