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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症针灸的简史与现状

来源:发布时间:2015/9/9
导读:针灸保健防病的悠久历史,针灸治疗急症,在我国已有2000余年历史。在漫长的临证实践中,历代医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。通过现代针灸工作者以及其他学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,又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。认真地回顾我国急症针灸发展的历史。系统地整理有关文献,总结古人和今人在这方…
针灸保健防病的悠久历史,针灸治疗急症,在我国已有2000余年历史。在漫长的临证实践中,历代医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。通过现代针灸工作者以及其他学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,又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。认真地回顾我国急症针灸发展的历史。系统地整理有关文献,总结古人和今人在这方面的成就(也包括教训),对于提高针灸防治急症的水平,促进针灸学科的发展,都当有所裨益。

秦汉  肇始奠基

从秦汉直至晋初,是我国针灸防治急症历史上的奠基时期,其总的特征是:

1.应用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症已经遍及内、外、妇、儿及五官各科,但病种还不多,分类亦欠精确。

2.治疗方法从纯用灸治逐步发展到毫针刺为主,兼用刺血、灸治、火针等法。张仲景确立的三阳宜针、三阴宜灸的原则,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,但对后世也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,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灸法应用于急性热症。

3.配穴组方,经历了从经病取经(脉)到循经取穴,从单方到复方的过程。但这一时期的处方,还是以单方为主,复方亦不够严谨,辨证组方尚处于初级阶段。

4.针刺手法,除了提出补泻法外,开始注意到激发温热针感循行对疗效的影响。从总体看,补泻手法还较粗略简单,对气至针感的描述及认识仅是初步的。

5.开始提出急症针灸应掌握时机、及早防治的思想,在某些地方还体现了针灸并用或针药结合的观点。

晋唐  偏重灸疗

晋唐时期在急症灸法防治上取得较大进展,无论在病症种类,灸治方法及防治经验等方面都胜过先秦两汉。不过,从总体上说,这些进展,主要还是临床上的总结,这显然是由于这个时期以临床医学为主的特点所决定的。

除了火针获得一定发展外,针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。晋唐时期,这种偏重灸疗的风气,特别是王焘等主灸派贬针褒灸的偏执主张,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急症针灸学的进程。

宋代  针灸并倡

宋代在针灸治疗急症上的成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:

(一) 进一步探求急症灸治理法

宋代,灸法仍占主导地位,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急症灸治专著《备急灸法》。当时的一些医著和针灸著作如窦材之《扁鹊心书》、许叔微的《普济本事方》、王执中的《针灸资生经》等,多记载有灸治急症的内容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较晋唐有所发展。

1.重视理论探讨

灸治急症,晋唐时偏重临床,缺乏理论上的研究。宋代一些医家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。窦材提出灸可扶阳保本说, 他认为“医之治病用灸,如做饭需薪”(《扁鹊心书•卷上》),人以阳气为本,“阳气尽必死人”,灸治可资生阳气。所以主张“于无病时,常灸关元、气海、命关、中脘”(《扁鹊心书•卷上》),以预防疾病;一旦出现伤寒、疽疮、中风、喉痹、小儿惊风、痘疹黑陷等急重之症,“若能早灸,自然阳气不绝,性命坚牢”。这就从理论上初步说明了灸法防急症的机理。由于窦材偏重从温补脾肾阳气角度论述灸法防治机理,后世有人称其为温补派的创始人。较其更早的许叔微,也探讨过灸壮肾阳的机理。这些见解,尽管还不够完善,但对灸法在急症中的应用有某种指导意义。

2.筛选适应病种

晋唐时期,灸治所涉病症面极广,及至宋代,通过临床反复观察,对适应病症逐步进行筛选,采取了较为科学的态度。如“将已试之方,编述成集”的《备急灸法》一书中,仅收录了二十二种急性病症。《针灸资生经》虽然收载了大量前人或他人的灸治医方,但作者王执中重点突出的是他本人或亲属的治验。从而对灸治的适应范围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。
3.补充灸治方法

《针灸资生经》首先记载了天灸法治疗疟疾。许叔微创用隔巴豆、黄连灸法治疗伤寒结胸证,办法是将巴豆、黄连捣细,“用津唾和成膏,填入脐心。以艾灸其上,腹中有声,其病去矣,不拘壮数,病去为度”(《普济本事方•卷九》)。针对当时士大夫惧灸畏痛,窦材发明了“睡圣散”:“惟是膏梁之人,不能忍耐痛楚,当服睡圣散,即昏不知痛”(《扁鹊心书•卷上》)。此方还适用于不配合施治的急症患者,如“风狂妄语……先服睡圣散,灸巨阙七十壮”(《扁鹊心书•卷上》)。关于艾灸的壮数,《针灸资生经•第二》明确指出“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,不可泥一说,而又不知其有一说也”。艾炷的大小,则应视年龄或部位的不同而异,“凡灸大人,艾炷须如莲子”,“若灸四肢及小儿,艾炷和苍耳子大;灸头面,艾炷如麦粒子大”(《扁鹊心书•卷上》)。以上这些,在认识上或实践上都是一大进步。

4.重视灸感流注

宋以前典籍,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等亦曾提到过灸治时宜激发灸感向病所循行,但记述甚为简略。这一现象引起宋代一些医家的浓厚兴趣。《备急灸法》所载之痈肿治疗一节中,对骑竹马灸法(此法首载于已佚之《卫济宝书〉,约撰于十二世纪初)的灸感流注现象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:“其艾火即随流注,先至尾闾,其热如蒸,又透两外肾,俱觉蒸热,移时复流足涌泉穴,目下而上,渐渐周遍一身”。还在临床中进一步观察到,这种现象与疗效关系密切:“觉火气游走,周遍一身,蒸蒸而热,再视正疮孤肿,已消灭五六分矣”,认为“奇功异效,盖原于此”(《备急灸法》)。王执中更有切身感受:“它日心疼甚,急灸中管数壮,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,至灸处即散,此灸之功也”(《针灸资生经•第四》)。通过较深入的体察,进一步证实激发灸感传注是提高急症疗效的一种手段,这不仅有着重要价值,而且对金元时期“气至病所”手法的产生也可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

(二) 急症针治有所丰富

用针刺治疗急症,在宋代仍处于从属地位,虽然尚未出现明显的进展,但随着针刺在急症临床上日益广泛使用,已经孕育着突破。

1.注重针刺技术

急症救治对针刺操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。宋代一些针灸医家已看到这一点。有些穴位操作不当,可造成事故,用治急症须特别注意,如承泣穴“目眦赤痛,禁不宜针,针之令人目乌色”(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•卷三》)。所以,在临证时应不断提高针刺技术,以适应救治需要。如鸠尾穴,《备急千金要方》认为不宜灸刺,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记载该穴可治心风、惊痫、发癫、喉痹等急症,但指出“此穴大难针,大好手方可此穴下针”。说明在针刺技术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。其次,在针刺补泻上也进一步运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法。如针攒竹穴,“针入一分,留三呼,泻三吸,徐徐而出针”(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•卷三》)。其中就包括了留针、徐疾、呼吸等手法。正是宋代在针刺技术上的实践,才促成了金元时期这方面的突破。

2.补充火针刺法

宋代火针应用于急症,在方法上有所增加。主要有两种,一为火针刺血法,即以火针加热后刺络出血,治疗卒足肿等症;一为火针散刺法,用火针在体表较大范围内反复叩刺,对急性腰痛有效。上述两法均见于《针灸资生经》。
总的说来,宋代在急症治疗上,针灸并倡,但灸法仍为主导,并在理论和临床等方面都有发展。针治急症开始再次得到重视,虽进展不大,然而为金元时代的突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金元  创新突破

金元时期无论在急症针法还是急症灸疗上,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,都有一定突破。其中,复式补泻手法的出现,促进了明代各种补泻手法的产生。随着针法的深入研究,特别是手法的广泛采用,使得急症疗效日益提高,治病范围不断扩大,针刺开始逐渐地位于其他诸法,特别是灸法之上。

明清  日臻成熟

明代是我国针灸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。作为整个针灸学科组成部份的急症针灸也进入了日趋完善的阶段。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:

(一) 救治范围空前扩大

明代,应用针灸治疗的急症种类大为增加。《神应经》所载针灸治疗的460余条症候中,急症约占三分之二。明朝著名针灸家杨继洲在总结前人与本人丰富临证经验基础上,立针灸治证89种,其中内科疾患42种,即含中风、中暑、哮喘、咳嗽、肺痈、泄泻、痢疾、癃闭、黄疸、呃逆、狂证、痫证、霍乱、血证、疟疾、心痛、胃脘病、伤寒、头痛、胸胁痛、腰痛、腹痛、发痧等急性病症;外科疾患11种,亦包括丹毒、痄腮、疔疮、痈疽、乳痈、破伤风等急症;妇科疾患11种,内有崩漏、难产、产后血晕、胎衣不下等急症;儿科疾患4种,包括小儿赤游风等;五官科21种,有目赤肿痛、耳聋气闭、乳蛾、舌肿、牙痛、咽喉肿痛等急症。以上这些,基本上已经概括了祖国医学中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种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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